近几年立法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也有待于立法理论的说服和指导。
而我则反其道而行之，一开始就处于法学与法学之外各学科的交接处，同时呼吸着两边的空气，见识两边的风景。四 法学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界的此种异质性，使得法律人，尤其是法学研究者总是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大众，来自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时不时投来的疑虑的眼光。
另外一方面，在方法论的层面，我观察的视角日益从古典社会学的行动理论的视角与方法转变为系统理论的视角与方法，因此，当我在观察社会时，各种社会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解释已经不再能够满足我的要求，在系统理论的帮助下，我更注重事实放在不同的意义脉络和结构下进行观察。真正学术传承恐怕还得靠高质量的，充满学术洞见和论证力度的论文。同时，当我从法学之外进入到法学研究时，我更多地会去思考，相对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方法论意识和学科规范比较明确的学科，法学学科的方法和学科特质究竟是什么？在知识增量方面，法学相对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独特贡献在哪里？ 三 本文收集的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在不同处境下，围绕中国法律转型时期的种种事件所形成的思考。但笔者访问卢曼生前工作过的比勒菲尔德大学社会学系时，许多当年跟随卢曼读书的学生都告诉说，卢曼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幽默风趣，其课堂授课尤其深入浅出，妙语连珠。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所谓的法律似乎都是王权的产物，因此似乎都可以被理解成是行政秩序规范。
比如说，我对郑永流老师的批评还是蛮严厉的，但郑老师看到我的评论后，还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予以肯定和鼓励，同时也指出我在一些核心关键处仍然误解了他。中国政法大学自由而活跃的学术思想氛围，以及在这里遇见的一大批良师益友，塑造了我人生的基本格局与视野。社会学则产生于19世纪，成长于20世纪。
在现代法治传统中，哪怕是行政法规范，也必须是一种关涉私人的法地位之损毁，以纠纷中的私人根据各自私人法地位而享有请求除去妨害请求权为核心建构起来的规范。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倡的法学研究的规范化，至此已经变成了现实，甚至在教育部学科评估和高校绩效考核的驱动之下，有不断被异化的危险。试想，当我们在阅读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梅因、韦伯、哈贝马斯与卢曼等西方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典著作时，如果缺失法学的知识背景，那该是多么的缺陷和不足。即便博学如秦晖者，也会感叹除了法学，已几乎可以领略其他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之美。
我也不能免俗，好多法学课程，还有好多老师开设的课程，我都旁听过好几轮。因此，这个演讲也可以说是卢曼对自己未来整个社会学事业所定的基调。
回想自己的大学时代，我总是感到非常幸运。尤其是，应该直面一百多年来法学之内部视角与社会之外部视角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在两种情形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也是危险的。在这个背景下，我本人的观察，也日益地从各种流行的关于制度和改革的目标、价值等话语中超脱出来，更看重的是日益复杂和多元的中国社会中，是否存在着某种超越主观性的法律之潜功能的问题
中国的司法公开体现了主动公开和积极公开。[viii] 中国的司法公开，与我国政法机关司法为民理念和党的群众路线紧密相联。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23]违法干预过问案件记录通报制度已经为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权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在前述规范性文件出台后的2015年11月，中央政法委首次公开通报5件干预司法的典型案件，特别是对云南省昭通市维稳办副主任彭泽高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案[21]中，中央政法委通过典型案件的通报，否决了长期以来政法委书记可以干预个案的不良惯例，为防止各级政法委干预个案直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我国司法公开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是中国对世界司法人权事业作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担任总书记之后，坚持和发展了十八大报告的信息公开理念。司法公开的发明权属于最高法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司法公开是指法院司法公开。
开放，要求破除司法工作神秘化，体现主动公开，对人民群众申请和要求公开的内容要积极回应。2014年1月14日，他指出：要强化公开，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16年初，中央政法委对干预司法的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对违法违规者亮起了红牌。在提到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时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5] 司法改革要以人民为中心。便民来说，是指司法公开的方式要方便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简单实用，方便快捷，如能够通过网络办理的，就不需要让人多跑路，直接进行网上查询与答复，或者通过网络传递诉讼资料。
[iii]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2014年1月7日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
内容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司法公开，包括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四大内容。对司法权力进行监督，防止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既要通过将司法权力关进笼子、又要通过将司法权力放在阳光下运行来实现，而司法公开相对于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而言，改革触及的利益和问题相对间接，但收效最快。
[vii]杜绝干预是实现独立的关键。开放、动态、透明、便民，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4] 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在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了四大权利，指出我们要更加有效地落实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目前，迫切需要将刑事执法机关的执法信息与政务信息区分，政务信息公开是任何广义政府机关都应当承担的普通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不应当与执法信息混同，政务信息在目前应当纳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范围，而且应当及时公开并在年度报告中公开。[22]非法干预案件向全社会的通报公开，通过建立防止领导干部和内部人员干预过问案件记录、通报和追责制度，建成内外部人员过问案件信息专库和直报系统，‘批条子‘打招呼等违法干预过问案件情形显著减少，法官依法履职有了‘防火墙。司法公开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信任司法的途径和方式。
最大限度公开原则也许直接出自对信息权的基本保障。对于公正而言主，实体公正要以事实和证据说话，程序公正要看是否保障了公民的权力、遵守了法定的程序，这些都是并不神秘的，都是可以看得见的。
十八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要求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ii]特别是增加了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这是一项重要的创举。
四大权利中，人民的知情权和信息公开，是其他三大权利的基础和前提。这些都是以严格的司法监督为前提的，而司法监督必须要以人民知情权的实现为基础，人民不了解司法的运行情况，就无法监督、无法评判，人民的司法民主权利就无法实现。
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司法公开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的观点。早在2007年3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就提到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由法院官方组织的这种直播与西方国家允许媒体记者发布庭审现场信息的方式相比，更加及时、全面、准确、权威。如，人民法院通过裁判文书网发布判决书时偏重事实论述，弱化证据分析与论证，看完判决文书后，除判决结果，人民群众依然不明白判决理由。
[20] 四、践行习近平司法公开理念 把构建阳光司法机制作为构建依法治国、推进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遗憾的是，目前检察机关自己的报告和网络中，也没有能够做到它的文件所规定的政务信息公开。
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要求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今后我国应出台统一的《信息公开法》，将人民法院的信息列为信息公开范围，让公民司法知情权具有可救济性。
当这项权利受到执法机关的侵犯时，实现公众尤其是特定对象的司法信息知情权则更多地依赖司法者的自律能力。目前，只有检察机关要求司法政务与队伍建设信息公开，其他机关没有对这两方面进行规定。
